“教材”，顧名思義，就是教師賴以組織教學的“材料”，是教師、學生教學活動中的憑借，是物化的中介。在新課程理論下，我們重新審視，覺得“教材”概念有不盡完善的地方，有進一步厘清的必要。筆者提出新的教材觀：新課程背景下，教材的另一半在師生。
教材是“活”的，它需要激活。以語言文字編定的教材，是知識最基礎的物質形態，但它孤立存在的時候，隻是一種靜止的符號化；當它以適當形式介入教學活動，它的教材的功用才發揮出來。即教材隻有進入教學活動，作為教學活動的一部分的時候，它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“教材”。譬如詩歌教學，當教師和學生在吟哦誦讀的時候，它會成為師生眼腦中的小橋流水、大漠孤煙、風花雪月、金戈鐵馬……隻有這個時候，符號化的文本才會變得活色生香起來。打個比方，教材好比酵母，是有生命體征的，它是等待觸發激活的係統，一旦有合適的條件——進入教學實踐操作過程，它就會煥發出生命活力，成為師生之間有血有肉、有情有趣的“第三方”。
教材是“用”的，它需要開發。傳統教材觀中，教師角色就是“搬運夫”，其全部勞動就是教教材，將教材中的東西搬運到學生腦子裏。新課程理論強調教師的能動作用，教師要“用”教材，而非“教”教材。教師是否能夠根據需要對教材進行開發利用，用好教材，用足教材，是新舊課程的主要分野之一。因為新課程中，教學目的、任務都要受到實際學情的影響製約，教師教什麽，如何教，操縱在我。教師可以直接拿來教材照本宣科，可以刪減增補，可以拆散整合，甚至可以另起爐灶……如有的教師確立教學專題：“走近聞一多”，他就將《哭一多》《最後一次講演》《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》等分散在不同年級的幾篇文章攏在一起來學。有的教師執教臧克家的《有的人》，臧克家生平故事，臧克家與近代新詩，悼詩翁詩歌朗誦會……篇幅不長的一首詩，一路生發開去，足足上了三課時！這樣用教材，不論是豐富信息量的獲取，還是能力的綜合提高，都是遠遠超出教材之外的。這也正應了葉老那句“教材無非是個例子”。
教材是“動”的，它需要建構。教材有一個生長的過程，其功用實現的完整周期直至師生用完為止。在這個知識獲得，能力提高，審美接受的過程中，教材經受著個性解讀的無情考量。所以我們常見不同教師執教同一篇文章，匠心別具，異彩紛呈。如《故鄉》這類文章可以拋開反封建的主題，當作一幅泛黃的老照片來欣賞就可以了；《皇帝的新裝》淡化晦澀的解析，隻當作枕邊童話來閱讀，孩子們依然會興致勃勃；感受驚心動魄的閱讀愉悅後不妨質疑一下《斑羚飛渡》事實的真偽……這種多元化運作無不打上了新課程教師個體創造的印痕。而教材的價值意義也在於留足了創造的空間，它獨特的召喚，一直專候師生的傾情參與。
如此說來，剝離了師生的活動，教材無異於無源之水，無本之木。新課程背景下，全麵理解闡述教材的涵義，就不能不顧及師生這一內隱的人的因素。